在法院享有违宪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的国家，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在司法领域主要是通过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根据宪法对所适用的法律条款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对审查结果做出宣告等形式实现的。
因而，萧所说的合法性问题似乎最终可以归结到正当性（right）问题上来。其次，基于（1）这种宪政转型的目的，以及（2）前宪政转型时代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突出矛盾，中国社会宪政转型的目标应是：（1）一个实施宪政转型之社会/国家的政治运行会更加透明和更加程序化。
以上是从‘流动性科层制之宏观层面的社会效果角度对流动性科层制所进行的肯定评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对自己的反思能力进行整体性的反思，正如我们自己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起来一般。诚然，一项研究在其形式逻辑方面当然不能出问题，但是，一项真正的研究只满足于该种 形式条件是不够的。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屡见不鲜，比如在古代中国就出现了诸多‘平民政治家（甚或‘平民皇帝）。[9]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2-254页。
这使得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能窥探萧的真意，进而，为我们于本篇文字中就萧文跟萧进行有关方面的商榷提供了可能。[10]基于这种状况，如果一个社会/国家还想要继续让其正常运转，并且，如果该社会/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已发挥不出既有之对人民的强有力控制作用，那么，很自然地，该社会/国家势必会强化其组织力量（即增加公职人员的编制），以维护其正常运转。我国学理界在探讨行政诉讼类型时，也普遍认为撤销诉讼本质上是形成之诉的一种，但对其审查方式、诉讼标的、判决效力等特殊性问题则讨论较少[14]。
形成诉讼法定主义是民法上设定形成权行使方式的基本原则。形成诉讼法定主义，在民事诉讼法上的适用，其理论基础在于私法自治。[6]参见江利红著：《日本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461页。行政撤销诉讼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确定，同样应遵循既判力相对性原则。
在法院作出的形成判决生效之前，原来的法律状态（法律关系）仍然存在。根据分权原则之精神，国家公权力应相互分立且相互制衡。
而另一方面，相对人在对行政行为不服时，只能通过形成诉讼提起救济，从而借助法院形成判决的力量，将行政机关违法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摧毁。因而不同于给付诉讼与形成诉讼。这样可以最迅速、最彻底地排除违法行政行为的公定力，避免被告行政机关怠于履行判决而对原告造成更进一步的侵害。[10][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其一，从权利救济的角度考察。[26]王利民：《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 页。三、行政撤销诉讼性质所衍生的几个问题（一）形成诉讼法定主义与行政撤销诉讼形成诉讼法定主义原则，亦称为形成诉讼列举主义原则，亦即形成之诉的提起，必须是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才允许[17]。[4]参见林三钦:台湾东吴大学《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授课讲义，第3页。
行政行为涉及到公共利益，行政行为的效力及其涵摄范围，通常是相对人及第三人从事民事活动及其他法律行为的依据，也是法院审理民事及刑事等交叉案件的前提。[6]日本学者白石健三认为，将撤销诉讼作为确认诉讼来理解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是，上述分类都是从实体法的角度，对公民行政法上的权利在静态层面进行划分，缺乏与行政诉讼制度的有效衔接。而形成之诉的原告胜诉后获得的形成判决具有形成力，通常具有对世的效力。
如何对行政法上的权利进行分类，从而与救济相衔接，是行政法上的一大课题。然而，如前所述，无论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都不是以自我存在为目的的，其除了具有自身独立存在的程序价值外，更重要的在于保障实体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得以实现。基于诉讼经济之考量，并避免裁判结果相互抵触，本文认为，对于有负担内容的行政行为，原告在提起撤销诉讼的同时，可以一并提出诉讼请求。在该程序中，当然预定了若确认了合法要件的不存在，才溯及当初而丧失效力。事实上，后者属于行政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的作用范围。因此，立法者选择形成诉讼解决争议事件之最主要理由，在于使既存法律关系趋于安定或有对多数关系人予以划一处理必要之故[15]。
[16]林明昕：《一般形成诉讼——德国行政诉讼法上之争议问题》，载《当代公法新论》（下），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88页。[15]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5页。
3.形成理由形成理由是指作为形成权基础的，在诉讼中当事人主张行使形成权的条件。[11]张文郁：《行政诉讼之形成诉讼》，载《月旦法学教室》，2009年第1期，第19页。
最后，撤销诉讼并不违背权力分工与制约原则。对行政撤销诉讼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行政诉讼理论体系的完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指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此，实务界与理论界还需加强交流、共同努力。而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中，基于保护公共利益及私法秩序的需要，立法将特定法律关系的创设、变更及消灭，规定由法院以形成判决的方式予以确定。探讨原告在行政实体法上权利的意义，在于明确：行政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即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应包含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原告的权利主张两个基本的要素。[22]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67页。
但是，该公定力是临时的效力，其后保留了确定行为时合法要件是否存在的诉讼程序。日本也有学者认为，撤销诉讼之机能在于消灭行政处分之效力，与私法上之形成诉讼相类似，故认为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为原告实体法上的形成权或形成要件[30]。
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要消灭或终止已生效行政行为的效力，只有通过严格的复议或诉讼程序才能使行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撤销诉讼旨在原告借助法院的力量，变更现有的法律关系，相对于其他诉讼类型，撤销诉讼具有优先性与排他性。
行政诉讼标的，应包含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原告的权利主张两个基本的要素。[27]参见前引[15]，翁岳生书，第1443页。
行政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在学理上有不同的观点，主要包括实体法角度与诉讼法角度两个层面的界定。需要明确的是，民事诉讼是围绕给付诉讼为核心的程序构造，而行政诉讼则是围绕撤销诉讼为核心的程序构造。台湾地区吴庚教授认为，根据权利的作用标准，可以将行政权利划分为请求权、形成权与支配权三类[24]。形成诉讼包含所有原告请求法院以判决直接创设、变更或消灭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诉讼[11]。
形成判决，其形成力于判决生效时发生，不需要强制执行就自动发生法律关系变动的效果。（四）本文观点形成诉讼，是原告主张其基于一定的形成权或形成要件，为使现存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请求法院以判决的形式宣告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诉讼形式。
与民事法律关系不同，大多数情况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属于命令与服从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属于一种上下从属关系。因此，在对两大诉讼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时，不能忽略这一前提问题。
这一观点表现在行政诉讼程序立法中，即排除违法行政行为公定力的诉讼，应设计为给付诉讼，由法院判决被告行政机关自行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33]因此，从既判力确定原则的标准定性，并不是撤销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任何第三人都可发生效力，而是撤销判决所变更的法律关系，即被法院判决撤销的行政行为不再存在的事实，具有对世效力。